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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眼前：讀《左傳》》



像是安排一趟遠行，設定的目標是《左傳》，想辦法在那裡生活一整年，

不一樣的人，不一樣的話語，不一樣的周遭世界及其經常處境，不一樣的憂煩和希望。

這樣一部破舊沉厚的闔上之書，仍讓我感覺蓄著風雷，有我還不知道以及永遠不可能知道的某些東西，

好像還聽得到遠方隱隱滾動的雷聲。滿額免運

「後世罪我者其春秋乎？」

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」

若無《左傳》記錄還原春秋時期的真實景況與細節，相對於孔子《春秋》「正確」的世界（各國）版本，

「也再沒有一本用應然更替掉實然的歷史之書了。」

《盡頭》之後，唐諾決定寫一本小書，於是在一年內生出了這二十萬字的「讀」《左傳》「想」《左傳》，甚至是與《左傳》人物一起過日子一起思考，憂其憂、樂其樂的寫作，同樣的旁徵博引，依然是政治文學歷史哲學生物學人類學......經典過往與現實當下信手捻來，尤其精彩的是唐諾進入《左傳》人物的內心，寫出其關於家國存亡、情欲流動、權力運作、道德思辨等深邃美麗與幽微的心理機轉：在決定的那一刻，究竟發生了甚麼？以及然後，是否留下遺憾？

就像中國這邊，思維若能用繁花綻放來說，最後的時刻是戰國，緊接著春秋這兩百年後；也就是，緊接於最後一次猶是小國家林立的這樣一種世界。戰國的繁花般思維，是這樣一種世界的結果，在這樣一種世界消逝之後的結晶、返景和餘響，是這樣活過的人的遺言。(〈為什麼會是子產?〉)

他所講述的這個彷彿有頭有尾、單獨抽走、乾淨包裹起來的堅實世界，於是被（重新）置放在這個不穩的、移動的並不斷流逝死亡的時間基礎上，原本平靜講述的閑情故事，因此字字句句可能都緊張起來、危險起來並相干起來，兩百年前已灰飛煙滅的魯隱公動人悲劇往事，直接逼到此時此地人的眼前來，它仍是人當下的折磨，當然，如果我們勇敢一點也聰明一點的話，也可以是當下的說明和啟示。(〈來想像一個作者〉)

又是天子又是臣的周公，他受封的魯國因此是個最獨特的國家，我自己稱此為，「大國家的靈魂和小國家的身體」，把這麼大的靈魂硬塞入這麼小的身體裡面，這怎麼可能不發生某些奇怪的事？

過去，在寫《世間的名字》最後頭，我也曾以此來想退出聯合國安理會之前的台灣，曾經是世界五強的台灣，那是我的童年和我的成長歲月所在，多年之後，我才慢慢知道這是奇特的，奇特到近乎荒唐。(〈來想像一個作者〉)

正因為重點是罪行、是事實的某種完整揭示，但事實總是巨大的，而且隨著小說（即詢問）的展開如變形蟲模樣的愈發巨大無匹。一個紊亂、無序、隨機還流變不居的巨大事實，和寥寥有數的文字之間，有著永遠難以解除的緊張關係，這還有一點悖論的味道，一個誠實負責想窮究到底的書寫者會說，這最終是無望徹底克服的如納布可夫所說「我們離事實永遠不夠近」。(〈船身上的刻痕〉)

讀史，很難是單純愉悅的，愈認真讀史，總是愈讓人滿心沮喪荒敗，很難不相信人是「大自然中最可怖也最可笑的物種」，很難不把人的歷史看成「停不下來的一再重複愚行」、「一個掙扎著想醒來的噩夢」、以及「一本瘋子的自傳」云云。(〈船身上的刻痕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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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介紹

  
  
  
  
  唐諾
  
  一九五八年生，台灣宜蘭人，台大歷史系畢業，現從事自由寫作。不是專業球評，早期卻以NBA籃球文章廣為人知。不是專業推理小說評論者，著有「唐諾」風的推理小說導讀。不是專業文字學者，著有《文字的故事》一書，同年囊括國內三大好書獎；《盡頭》獲金鼎獎文學圖書獎。唯一「專業」的頭銜是作家、兼資深讀者，著有《盡頭》、《世間的名字》、《讀者時代》、《閱讀的故事》、《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Ⅰ、Ⅱ》、《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》等。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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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前：讀《左傳》－目錄導覽說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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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說明）
  
  信它為真，至少先這樣
  
  為什麼會是子產？
  
  來想像一個作者
  
  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夢
  
  《左傳》的情欲亂倫之事
  
  一場盟會•一個國君•和一個老人
  
  很荒唐的戰爭
  
  音樂，或者，樂
  
  船身上的刻痕
  
  

導讀

信它為真，至少先這樣

上一本書《盡頭》，整整用掉兩年半時間，寫得很疲憊，也有某種出清之感，好像會的東西全部講完了（我每寫完一本書都有這一感覺，只是這回特別強烈特別真實），所以當時我說，接下來我要很輕快的寫出「小書」，看看還能否愉悅的叫喚出不同的什麼──像是安排一趟遠行，設定的目標是《左傳》，想辦法在那裡生活一整年，不一樣的人，不一樣的話語，不一樣的周遭世界及其經常處境，不一樣的憂煩和希望。我預想共八個篇章，八個話題，每個話題用一萬字左右講完。

所以，遠遊回來，就是這本《眼前》了，我的讀《左傳》之書──唯一出錯的是字數，每一篇章都陡然的膨脹一倍有餘，遂成為一本稍厚的小書。丟臉的是，我的一干友人對此好像全不意外，每個人都是那種「早就曉得一定會這樣」的有點氣人的漠然表情。

這本書有一參照之書，那就是波赫士寫《神曲》的《有關但丁的九則隨筆》，他五十歲左右的作品。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書寫體例而已，更重要是他的書寫和《神曲》這一文本的「關係」，尤其是其中的信任關係。也就是波赫士多次引用的詩人柯立芝名言：「詩的信念，就是自願的把不肯輕信的念頭高高掛起。」進一步明說便是：「當你下定決心不再懷疑，你就能讀到一本好書了。」──《神曲》寫出了我們今天或更不願相信就是那樣的地獄、淨界（煉獄）和天堂，我們當然可以就此大大爭辯一番，但這勢必把我們困在這個可能是無止無休的話題裡，而這只是《神曲》的設定或說背景而已，也就是我們根本還沒出發還沒真正開始，也就是詩本身；而且，當我們的心思集中在這樣的真假分辨上，我們就很難去聽但丁實際上說了什麼，這是一定的。所以波赫士說他寧可先相信但丁所講都是真的，好真的進入，「我認為有這種天真的觀念，即我們正在閱讀一個真實故事的想法還是合適的，它可以讓閱讀把我們牽住。......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應該這樣，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線索。我想誰也不會拒絕這麼做。」

這一回再讀《左傳》，我（已經過了五十五歲，比當時的波赫士再老一些，第一次讀《左傳》是三十五年前，已經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，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謂的「事實」其實都是脆弱不堪的，更多時候只是一堆事件隨機的、暫時的搭建）也試著信《左傳》為真，先努力跟上書寫者的想法，以及他看到的、看著的世界變化。

信《左傳》為真，極可能比信《神曲》要稍微困難些而且多有顧慮，只因為《左傳》畢竟仍是歷史，有實人實地實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種種緊張和要求；但我想，這也恰恰好意味著，人們更容易懷疑它從而遠離它，錯失掉它的大部分內容，更不必說那些必須認真一點、看著它久一點才會注意到、會浮現出來的東西。

懷疑是有益的健康的，當然如此，但懷疑跟所有的東西一樣，仍受制於邊際效益遞減這一無情的法則，時間一久（比方持續一百年兩百年），其效益會逐漸窮盡、歸零，甚至成為負數，並顯露出一種蒼老的殘暴（如「思想初生時是溫柔的，當它蒼老時卻總是殘暴的。」）；而懷疑另一個通則般的特質是，它一向比較容易，人甚至不必準備什麼，只要學會說「不」就行了。容易的東西不見得不對，但總是一下子來得太多需要打掃清理，還往往固著為一種習慣，也僅僅只是個習慣而已。

信《左傳》為真，倒不是拒絕日後歷史研究（包括考古學的有益加入）對這本書、以及它所講述那個時代的更正確發見及其必要更正（事實上這已不知不覺成為一個認知基礎，我們都站在這一修正過的基礎上），只是除此而外不急著懷疑而已──對所有未經證實為誤的東西，對那一整塊最該要人沉靜下來的寬廣灰色地帶，最有意思的東西都在這裡。還有，就是不讓無謂的懷疑分神，不讓懷疑弄得自己寸步難行，扯毀掉一整個圖像、一個時代的可能完整面貌。

真假對錯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，尤其在縱橫交錯的歷史裡，更多時候它只是不足、不完整以及人不那麼恰當又難以扼止的想像力而已。理論（基於某種一以貫之的基本要求）往往容納不下它，甚至文字都還裝不住它們，只有人心、夠堅韌的人心還勉強可以，因此成為必要，否則，在最終的揭示到來之前（也許永遠不會來），我們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的存留住它。於此，惠特曼愉快的宣稱，也許太輕快了些：「你說我自相矛盾：我當然是矛盾的，因為我心胸寬闊。」但也正因為惠特曼的如此興高采烈，讓我們頗清楚看出來，這裡面，有一種很特別的自由，一種不被懷疑倒過來抓住、限制的自由，一種不必動輒捨棄、得以窺見世界較完整形貌的自由，一種人可四面八方而去、向各種遠方各個深處的昂然自由。

把《左傳》當一個文本，信任這本書，讓書寫向著這本書而不直接是那個時代，連同它的選擇，連同它的所有限制，但這一轉折因此也有多出來的可貴東西──如李維-史陀說的，不只是人們做了什麼，還有他們相信什麼，或者認為什麼是必須做的。「它可以是發生在實證領域中的事物，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經驗著的東西，儘管這些人在觀察他們自己的感性材料時不免有失偏頗，但他們的意願在於發現什麼是恰當行為的規定性。」

也可以這麼說，較完整的人乃至於人的歷史，應該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（「在思想上經驗著的東西」，說得真好）；還有，在「做」與「想」的反覆交錯之間出現的種種參差、延遲、落差和背反；還有，對此結果又再發生的進一步感受、反省和思維。

人究竟在想什麼？能想什麼？

這本《眼前》，最先想到的書名是《微光》，也許這個原初的書名更恰當些也說不定。

我想起另一件事──楊照，這位我愈來愈佩服的書寫者解說者，和我是高中和大學歷史系的前後期，後來還又去了哈佛繼續史學之路，擁有我缺乏的嚴格史學根基。《盡頭》寫完後，楊照曾在他的廣播談話時問我：「為什麼從不考慮寫歷史方面的東西？」現在回想起來，楊照應該是已知道我打算以《左傳》為下一本書的對象，做球給我，是主持人的技巧，我當時魯鈍的不察覺，只模糊的回答他，當然也都是真心話：也許，如今寫實然世界的東西太多了，實存的東西變得太理所當然，也占去了幾乎所有的可能空間，我趨向於多想一些應然層面的東西；還有，也許年紀大了，讀人類歷史愈來愈不愉快......

今天，依我自己看，這本《眼前》仍是「文學類」的。

每寫完一本書都不得不緩緩告別自己一些東西，像雷蒙?錢德勒所說的「漫長的告別」那樣。我的這本《左傳》，墨綠色布面精裝，是完整「十三經注疏」的其中一冊，我大學二年級時發狠一次買齊，存了不少時候的錢，在那個比較窮的時代和年紀。我還完全記得它的嶄新模樣，「嶄新得如一個新月，一副新牌」。三十幾年後，它已開始解體了，靠著布質纖維不絕如縷的才讓封面還不致脫落，還會像從前那樣一而再的讀它嗎？這樣一部破舊沉厚的闔上之書，仍讓我感覺蓄著風雷，有我還不知道以及永遠不可能知道的某些東西，好像還聽得到遠方隱隱滾動的雷聲。現在它就躺在咖啡館桌上我的手邊，不知道是巧合而已還是有著奇妙的另外原因，我最近幾本書總是結束在這樣天氣轉涼的時日，我無來由的想起這一句歌詞：「時間像開玩笑一樣的過去了。」真的，時間的確像開玩笑一樣的過去了。

(〈來想像一個作者〉)

最後，我們來猜想這個問題──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春秋這兩百四十二年，為什麼幾乎合本照抄《左傳》不疑？司馬遷絕對不是那種有就好、拿來就好的書寫者，這麼聰明認真的人，如果不是實際內容說服他這如何可能？



春秋，我們講了，至少稍微像樣的國家都依例設了史官，就連南方晚起的楚國都有（左史倚相，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古典籍，意思是史學根基深厚）。太多國家遠比魯國強大、政事上軌、資源豐沛而且持久，還穿越過更長的時間，從戰國到秦，直指司馬遷。我們當然可以把一切歸於不可測的戰火和歷史命運，但合理來說，司馬遷拿到的先代史冊應該不止這一部，《史記》的實際內容也處處支持這一猜測，像齊桓管仲的較詳盡較興致昂揚記事便顯然另有來源云云。也就是說，是司馬遷做出了選擇，他認同了小國史書的《左傳》，做為自己重述這段歷史的基本主體，其位置、其視角、其話題強調和忽略、其時間軸線及其切割方式、乃至於其語調，好像《左傳》的作者先幫他寫好了這一段。



《史記》和後代正史最不同的正是，這部中國最偉大的史書不是官方的、不是單一王朝的觀點，它遠遠比這複雜、豐沛、多層次而且好看，因為書寫者站在王朝外頭、站遠處，少掉了不少物理性和心理性的障礙及其盲點。我們會說這樣比較公正，但公正不是最確切的字眼，應該說有機會講出來較多的事實真相（所以我們才感覺他公正）；阻擋人說出更多事實並不僅僅只是人的私心作祟（膽怯、逢迎、追求不當利得……），更多是「技術性」的困難，包括書寫者自身的種種侷限，人是否具備足夠的認識能力和鑑別判斷能力，足夠的講述和書寫能力，更重要的或說更根源的，人是否能掙脫自己一時一地的存在限制，去想去看去找出來更多東西，長時間裡，這正是上述那一堆必要能力得以獲取、鍛鍊、提昇的理由。